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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前期物价如何?一大洋等于多少RMB?

2015-12-18 06:02:12 来源:羊成在线 编辑: 评论:0

原标题:中国20世纪前期物价如何?一大洋等于多少RMB?

  

“一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呢? 我们应该查照历史上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等各种复杂因素来综合计算。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

  

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

  

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

  

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

  

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

  

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

  

食盐每斤1-2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

  

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

  

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

  

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

  

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

  

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块银圆(或国币)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

  

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

  

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

  

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据资料介绍,清末与民国初期,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

  

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民国后期一个银圆是一担谷。

  

一个银圆等于0.80到0.90两银子,如果用这个价格等效现在的实物价格的话,一两银子的价值应该在100元以上;以民国初期算,大约值250元左右。

  

一个银圆因为有“火耗”可以看做是一两银子——当时制银局就是那么规定的。

  

当然,还可以用当时的薪水水平作为部分佐证:例如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相当于现在至少3万元;

  

一般的工人工资当时是5~10个大洋;蔡锷将军(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

  

毛泽东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可能还有其它生活待遇)。

  

而在宋朝,小牢子(牢房小吏)的月俸是2俩银子(工资是很低,但有“吃送”,所以愿意做这等小吏的人大有人在);

  

其它一些有品级的官员是以谷米计算薪水的;可见,一两银子的当时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以上,一般难以超过200元。

  

按照上面这个算法折中来算,民国初期一块大洋价值近似于今天的250元,而中后期则只值得今天的100元。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份参考文件《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可看出当时有关方面认为我国出现了一个收入过高的富裕阶层,引起上级领导重视。

  

下面是40多年前这个《对于“高薪阶层”的调查报告》的原文(注:当时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如今10—15元人民币;最保守的估计为1:10。

  

例如: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约合现在的1万7千—2万6千元。而当时国家文艺一级的月工资为360元左右,约合现在的3600—5400元。)

资本家:

  

1964年底,我们(指“高薪阶层调查组”,由上海市委组织的)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

  

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

  

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

  

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

1956年上海市资本家欢天喜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公私合营”

  

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

  

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

  

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

  

一些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XXX修正主义的吹鼓手。

  

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 1,000元以上。

20世纪60年代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被批判为“三名三高”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

  

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XXXX刘少奇指使下,由其XX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

  

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

  

窃取这些名誉,在其XXX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1)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雇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2)豢养宠物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

  

4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20斤。【说明:当时通货膨胀、食品和日用品紧缺,因此开辟了“高价商品”的专柜,回笼货币……

  

详细情况请参看拙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夏天她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3)流氓成性,反共老手:

  

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

  

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4)小恩小惠拉拢腐蚀:

  

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美金)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钱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

  

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5)和平共处,同流合污:

  

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

  

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

  

一个中国***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沉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

  

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1)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XX,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

  

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

  

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XX,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

  

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XX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福,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XX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XX的技术,向往魏XX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2)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

  

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

  

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

  

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

  

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

  

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3)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

  

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XX,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注:原文有当时用语,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不至误解。未做改动。)

  

补注:1、60年前工人的8级工资制:学徒18元/月,一级工24元/月,二级31元,三级42元,四级56元,五级64元,六级76元,七级90元,八级108元。

  

2、当时大学毕业生实习期月工资48—52元,一年期满转正后56—62元;3、60年前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16—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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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宫”——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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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中国没有哪一家有王家那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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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总面积在25万平方米以上,对游人开放的仅是建于乾隆、嘉庆年间的红门堡、高家崖两组建筑群,虽只占整个王家大院约五分之一,竟已容纳了百余座院落、千余间房屋,真不愧“民间故宫”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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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厅里的万三传奇——周庄沈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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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庄的近千户民居中,沈厅无疑是最为出挑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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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面八方来的人们,审视着这位六百年前的吴中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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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为了得到某些启迪和借鉴,或是为了满足祈福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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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身份,走进沈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沈万三这个传奇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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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富豪的排场——安仁刘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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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安仁的刘氏庄园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地主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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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布局错综复杂,曲折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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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馆现名川西民俗博馆,其配置对称,主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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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建筑为高墙深院封闭式院落,山墙压顶,重门深巷,迂回曲折,宛若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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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近代川西富豪之家的奢侈和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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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600年旺气——牟氏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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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氏庄园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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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牟氏先祖牟国珑请风水先生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地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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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背靠风彩山,面临月牙河”的古镇都村择就了这方“旺气之所在”的宝地。600年风雨之后,庄园“旺气”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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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里的“影视明星”——乔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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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多做介绍,乔家大院您即使不熟悉也必定有所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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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是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热播剧《乔家大院》、《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等4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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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北皇城相府:方村落的严整有致,又不失古堡的庄严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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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尽孝建了个小北京——皇城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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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的另一名称为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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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建造者陈廷敬的老母亲非常想去北京看看,陈廷敬考虑到母亲年势已高,千里奔波难免劳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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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说:不用来了,我在中道庄给您修一个小北京就行了。于是,陈氏城堡的外城拔地而起,外墙按照北京城墙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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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的地主庄园气派仍在——李家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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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圩地主庄园坐落在安徽霍邱县城西32公里西山脚下,是全国四大地主庄园之一。至解放前夕,在全国仅次于四川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皖豫交界之地当年是红色革命浪潮澎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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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圩庄园经过炮弹的洗礼,极为遗憾地没有像山西乔家大院那样得以完整保存。但深宅大院格局仍存,冰冷的石狮子彷佛可以娓娓道来那段辉煌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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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脂婆姨当家——姜氏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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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氏庄园,是陕北大财主姜耀祖于清光绪年间投巨资历时16年亲自监修的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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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尽情展示奢华气派的地主庄园,它太崎岖、太孤单、太荒凉、太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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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有和达官显贵联姻,只是集中了乡野村夫的智慧,在平凡中现出了奇崛、大气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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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最古老的贵族庄园——郎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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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上个世纪50年代还残存的数千座大小贵族的庄园,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迅速地灰飞烟灭了,绝大部分甚至没有留下半点踪迹。而有着700年风雨与光阴的郎色林,还破碎但不倒地屹立在寂寞的沙土之上,成了西藏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庄园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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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前赴后继——康百万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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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族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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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靠“贡献”得官。康百万家族为了体现其身份,大兴土木,建造了庞大的地主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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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建楼房,靠山筑窑洞,滨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既保留了黄土高原民居和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又吸收了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建筑的特点…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来看看。

  (来源:铁血网)

  而在60年代,有钱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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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也有土豪,那他们土豪住什么豪宅(豪宅装修效果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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